不同层级立法，要么是先制定或修改上位法，而后为实施上位法再制定或修改下位法。
在数据分析的描述性和相关性之二分法中，大数据分析技术主要加强的是描述性部分，相关性分析仍主要沿用实证研究中倚赖的统计学算法。二是与拥有法律文书数据的公司进行合作，后者一般掌握较为完整的法律文书库。
实践中的通常做法为：先人工阅读一部分文书，枚举语言表述的类型→通过正则表达出每种类型→正则遍历文书，筛选出被命中的文书→再次阅读部分未经匹配的文书→优化正则表达式→再次遍历剩余未被命中的文书。而哪怕是具有司法实践经验的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往往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的经验只是来自直接或间接经办过的案件，是一种主观的、个案式的感受。例如陈卫东等人的课题组将某些改革举措限定在局部区域进行自然实验时，其中就用到大量的统计数据，该研究若能增加数据的维度和样本的数量，则其论证的效果也许会更好。同时，笔者认为，以下方面仍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左文中提到从研究范式看，大数据法律研究可能推动实证研究的跨越式发展，特别是机器学习方式的引入，会使法学研究从法教义学、社科法学和实证法律研究等范式转向数据科学式的法学研究。本节选取法治中国这一研究议题，尝试构想一个引入大数据技术后的学术发展新空间。
这是因为，研究者可不再依赖于司法机关筛选出的指导案例，或者主观随意地挑选案件，而是通过公开的裁判文书进行全样本的大数据分析，挖掘出研究者所关心的司法实践的某一侧面情况。但是，法教义学的规范研究，其传统重镇在高校，科研人员的作业模式与司法实践间隔较远，真正熟悉办案一线的学者并不多。我们都知道，重义轻利乃至于崇德贱利在中国古代占有支配地位，长达数千年，这虽然有历史的局限，甚或是时代的必然，但以今视昔，毕竟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产阶级经济权利迅速增长从而在政治上要求自己的权利，它的同路人无产阶级也紧随其后，同样也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当最底层的劳动者都享有政治权利时，其他阶级也早有了政治权利，于是我们看到今天西方的民主政治。脱贫攻坚的实施，让所有的中国人进入小康。这一节我们主要谈未来的中华法系的根本遵循，明确提出道是法律的根本遵循或核心，道又具体化为道德与权利，这两者在过去的中外法系中分别都有所表现，我们只是把两者统一起来，归置于道之下，使之更具有理论高度和系统性，既是对传统中华法系中精华的继承，又是对西方法系中有益经验的借鉴，俾使其成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法系的基础。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权利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它是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外显，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对个人劳动热情的激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其实，人们经济权利上的对立并非始自资本主义时代，它在人类文明时代的早期就出现了，在我们的论证中，正是因为这种经济权利的对立、冲突，才导致国家的产生、政府的形成，政治因此而兴，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现在一谈到民主权利，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民主权利是每个人都享有的，甚至是天赋的，[14]凭藉这种权利，人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干预。
西方人对政治权力没有这么深刻的理解，他们更多地倾向于认为政治权力是一种强制性力量，用于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11]因此，国家及其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就是平抑各种社会对立，把各阶级各阶层维护在一个秩序中。当政治权力不受监督、不能校正，这种权力腐败就具有必然性。五讲四美三热爱基本上都是道德诉求。
如果要求更苛刻一点，用今天的话说，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唯心论，未能洞见性善性恶的社会历史原因，未免让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穿透力和社会实践性打了折扣。政治权利（或更准确地讲民主权利）则不同，在古代法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中几乎都没有表现，只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政治权利才堂而皇之的进入法律中，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党的十八大到现在，最艰巨的任务和最突出的成就，是阻遏了共产党自身的腐败，正在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但是，民主权利又有其虚妄性，其中尤以民主选举为最糟，以人数的多少决定政治权力的去就，将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阿喀琉斯之踵。
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恢复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作风，推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止阶级斗争为纲，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允许各种所有制形式千帆争竞……使中国经济有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道，实质上是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我们说儒家在对道的探索中从人性深处来体认道，这具有本体论意义。
但是，人性的这种发展变化，道本体的探隐索微，是否已经穷尽了呢，显然不能这样说。客观地说，这两件大事虽有成就，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其中还有一些大的失误。
但是，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最基础的、不可再分的单位，而道德行为又是以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更重要的在于，道德是深植于每个人的人性中的，因此我们要先从个人的角度来谈道德。我们说民主权利（政治权利的普遍化）是一个历史的大进步，是因为民主权利在西方政治的语境下是对西方政治权力（只关注统治阶级的权利）的匡正，让政治权力能够普遍顾及所有人。由此而衍生出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尊老爱幼，恤寡抚孤……一整套的家庭道德规范。另一块是对社会整体或对国家的关系，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主要就是忠君报国，这里的君是国家的象征，要忠于国家，要为国家作贡献，甚至牺牲。这个缺憾只有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弥补。中国法律的根本遵循应该是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显得多余,我们不是自称已经有了法律体系了吗?我们不是从西方引进了许多先进的立法思想了吗?我们不是好不容易确立了权利本位的立法宗旨了吗?其实不然,在中国近代的法制建设中,我们把中国传统的立法精髓抛弃了!我们未能确立自己的立法根本!我们在西法的引进中成了迷途的羔羊! 一、道 我们前面讲到过中国的道，而且主要从政治方面加于论说，知道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纲领性作用。
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都是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依循人性的走向，伴合时代的脉搏，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中，不断有理论结晶，时时享实践成果，充实和完善着中国的大道，这是中国传统的道的现代发展，是我们的所有工作都要遵循的，法律当然也不例外。当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严重背离政治权力的这一真义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自己力量强大时必然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并随着无产阶级的觉醒，也加入其中，最后在各阶级的博弈中，实现了每个人都享有的民主权利。
至此，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经济难题，实现了破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篇大文章，有了更好的答案。社会由个人和家庭组成，人们之间的广泛联系构成了社会，当国家出现后，国家成了一个社会的地域限制，指特定的一群人的聚集，他们有着血缘的联系，有着族类的关涉，还有着文化的纽结，因而在中国的心目中，国家和社会很多时候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15] 这在美国人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的法律，亨金为此说：美国的人权观不仅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专制统治者的侵犯，而且保护其不受人民和他们合法选举的代表的侵犯，即使他们的行为出于善良的愿望和为了公共的利益也不允许。
孟子从人的四心来说道德的源起，[4]有很深的哲学思考。一则权利为本的法律有太多西法的痕迹，而中国现实与之有扞格之嫌。这样的理论在过去的传统政治学说中是没有的，但是对中国当时的实际却很有用，因而被引进。权利在今天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或称物质权利和社会权利。
而在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时，犯了错，侵害了他人的利益，危及了社会的安定，有人则说，这是民主的权利，不能限制，更不能惩罚。另一类政治权利或社会权利，是指人们普遍享有的无等差的权利，如选举与被选举、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罢工等，又称民主权利，这些我们也并不陌生，在现在的法律中也有所反映。
我们要说，仍需要强调权利在法律中的地位，一则权利在法理上并没有完全辨析清楚。不过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并非一马平川，而是颇多坎坷，最初以为可以仿照苏联，依靠无产阶级在大城市发动暴动，或攻占一些中心城市，取得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成功，夺取政权。
更重要的在于，这其中包含的主要内容是友爱，是仁义，是道德。诚然，道德也会因时代而变迁，一些不适应新时代的旧道德会湮灭，一些应合新时代需要的新道德会诞生，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是对新道德的呼唤。
[13]至于其他民主权利，如果要避免其虚妄性，也必须遵循权利获取的正常途径，通过自己的努力，了解客观的规律，作出正当的行为，发出有利于自己同时无害于社会的呼声。道之探索在儒学一尊下陷入停顿，这自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即使在先秦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人们对道的探索仍然是有限的。在中国古代以道德为本的法律中我们也能看到经济权利的反映。当我们说一个国家的衰落或政治的腐败时，除了外族入侵，在绝大部分意义上就是指政治权力的腐败，失去了它平衡的作用。
民主权利（或政治权利）实现的过程，正好证明了一个真理，即政治权力是用来兼顾不同阶级的利益的，在现实的权利对立中防止这种对立恶化，保护人们（各阶级各阶层各个人）实际存在的权利，避免社会陷入无序状态。表达自由应该有一定的限度。
强调政治权力的行使就是要不偏不倚，公道正直，兼顾所有人的利益，保护所有人的权利。[16]他还援引并同意美国人亚历山大·比克尔（他称之为伟大的美国律师和思想家）的观点：的确存在口头暴力这样的东西。
一则现在的法律虽然以权利为重，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权利经常被玩忽。[5] 孟子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外界条件的变化会对道德的成就形成影响，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如果人性中只有善根，而没有变坏的基因，环境的恶劣也只是不利于道德的成长，而不会使道德变为恶行。
